“奇货可居”。作为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势必有商人独到的眼光，商人从政，吕不韦不是第一个，确实最最成功的一个。不忘作为商人的优势而入政，不避讳对利益权利的角逐脱颖而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坦坦荡汤毫无掩饰的吕不韦，一个后期无甚建树却圆滑凌厉的吕不韦。

 

　　在此之前，对于吕不韦的认知，是多看到了吕不韦的下场而得出的结论。是非成败，在这里不当盖棺而论。吕不韦的成就不在后世，而在于所处朝代变迁所喷发的个人魅力。无关于人格，无关于人性，是时势造就了这样的吕不韦，是吕不韦完整了这个局势。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吕不韦为这个人事急速更替的动荡时期做出了抉择性的贡献。秦昭王暮政维艰，储君已过盛年且体弱多病。嬴柱在位堪堪一年，赢异人满打满算才筹够三年。四年间，国君四代更替，也是前所未有。秦国也因此进入了崛起以来的首次低迷期。没有强臣在朝，何堪国事！？吕不韦孕育而生。

 

　　赢异人“注定”是不走眼的“奇货”。大争之世少有的低迷期，正是吕不韦与蔡泽的经济才能发挥的极致时期。也是商鞅变法百年多以后，急需修正的关键所在。让我们在一个重农抑商的耕战社会里，迎来一缕新鲜气息。吕不韦的宽厚的，持重的，但是又是与秦国的法治传承不相适应的。很难说，如果秦始皇采纳了《吕氏春秋》的宽政之道后，秦国会富强多少，我更多的看到在用于不用之间，各种厉害的权衡过后，秦国选择坚持商鞅变法持之以恒、不偏不倚是大争正道。之所以这么说，多半是因为没有看到《吕氏春秋》的具体成效，它像流星一般，在纷争的战国时期，在强大的法治秦国集权制面前，稍纵即逝。

 

　　似乎不觉得惋惜，历史没有多少的必然性，因为拥有太多的先决条件，有时间与空间的重重制约而成，期间少不了各种偶发性。《吕氏春秋》是集大成者，但是未入正途，它是黯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