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会盟是势在必行了。

 

　　在这里，我看到了徐徐走来的老牌诸侯国，战国初期最强国，还有龌蹉不断的同源国，还有一个打定翘首观望却不忘捞点好处的偏邦国。来便来了，却是声势大，雨点小。成盟盛事之浩大，不得不为孝公狠捏一把汗，不得不由在心底里喊上一句“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而六国结盟之后的总总“筹划”，除去可圈可点的战略性值得一看之外，在可行性上却大打折扣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立论——会盟的成功在于各自均能看到自己的所得利益，而在投入力度中却立现利益的狭隘性以及矛盾性质了。得到的不会嫌少，付出的绝对会分毫计较。

 

　　即使没有景监的从中斡旋离间，山东六国的相互龌蹉，以及每个国家内部分散着的各种利益团体，都将是这场大会盟的最大阻力。因由何在？利害不的均分也！

 

　　然而景监的游走斡旋。在我看来是一处“败笔”。先不说历史上是否有证，单从孙先生对景监人物性情的描述中就不难判断此人不是一个外交家。邦交斡旋，从张仪，苏秦身上可见一斑。绝不是一般性格相对耿直的人能为之。但也同时能够说明，秦孝公初政时期之艰难，求贤之迫切。

 

　　六国会盟之后，各自龌蹉不断，是阴差阳错，包含着种种偶然，便成就了某种必然。卫鞅入秦，是我在整个《大秦》故事中，有了第一次的心跳不已。“极公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大哉，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