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读后感800字1000字1500字

　　其一，小人见不得美好的事情，见了就要扰乱；其二，小人见不得权力，他们不迷恋权力，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其三，小人不怕麻烦，他们深知越是麻烦越能把事情搞浑；其四，小人办事效率高，由于争于事功又不讲规范，又有明明暗暗的遮眼法掩盖，就能像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其五，小人不会放过被害者，因为怕被报复，所以小人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他们反复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失最大的人，所以天生就是被别人欺负的料；其七，小人要用谣言制造气氛，因为谣言对于传播者有一种潜在的需要，所以谣言虽容易识破，但却有市场。

　　在我们身边也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也不是想搞一番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只是出于一己私欲或是泄私愤。但他们的行为却像炸弹一样也引起了巨响，也伤害到某些人，甚至是集体的利益，使人恨得牙痒痒，但又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对待小人该怎么办呢？我经常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来宽慰朋友。作者的办法是在心理上藐视小人，用高贵的人格、人品昭示小人的卑贱。这是典型的文人的做法，我认为还不够。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文人吧，但他知晓枪杆子出政权，他用文字武装人民的思想，用武力夺取政权。所以对付小人也是要用有效的办法来打击、遏制，使他们吃点苦头，不敢放肆。还要用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让他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随声附和小人，使小人没有生存的土壤。

　　另外，我还要强调的是大凡君子都刚直不阿，不卑躬屈膝，只会慷慨陈词，拼命死谏，所以当权者也要有雪亮的眼睛，重用君子，打倒小人！

　　自古就有圣贤对于小人有所定义，对于君子我们应该更不陌生。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所说的小人可能未必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小人，但是他们这些人在许多方面的处事方式相当契合，而且对于无所防备的常人而言相当致命。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话题提到一定的高度来思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了几千年的我们，当然对小人与君子的分辨，有一定的参考或者说准则。这便要从中国历经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处在一个相当注重传统文化继承与传扬的时代，一大批国学大师相继涌现，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今天我们可能说过于保守，但是时代不同，评价当然不能空谈。像“德义礼智信”这样的品格，简单来说就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条件，我们讲德才兼备，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来看杨翼骧《谈治学与做人》对学者们的看法，这里讲“做人”，不涉及政治立场问题，仅仅谈谈教师、学者范围内的处世态度、人际关系、道德修养等等。不是说政治立场不重要，而是因为政治上如何做人，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那是高层次的问题。比如抗战时期，一个人即使待人热情，谦虚谨慎，却投降日军当了汉奸，那么他大节有失，其他就不足道了。这里讲的是假定大节基本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在人生处世“小节”上的修养。

　　学者如果要得到人们尊重，学术需要取得一定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品德要好。前辈学术界名人品德高尚者，至今仍被人称颂，如蔡元培在个人品德上无可挑剔，他信学术自由的观念，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各个学派、各种思想的饱学之士都可以聘用，李大钊、胡适、林纡、何炳松等等，思想观点不同甚至有的相反，都在北京大学受聘任教。这种做法不但对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影响深远，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也有一定得影响。梁启超政治上走过歧路，但品德上很好，特别是提携后学方面令人称道，据说在清华研究院之时，有个研究生的论文写得文字太多，稿件是用车拉着上交，王国维、陈寅恪都不愿审阅，而梁启超同意阅读。

　　胡适胸怀宽广，受人尊重。北大的图书馆管理不严，外人可以去看书，社会上一些求知青年到北大去听课，当所谓的“偷听生”，而北大的浴室也允许外人使用。所有这些，有人提出应当禁止，胡适则认为大学还是应当让全社会沾点光。这种想法也许不适合某些社会环境，但胡适的宽厚胸襟是值得钦佩的。吴晗得到过胡适的提拔，顾颉刚、傅斯年都得到胡适的帮助。有时，胡适帮助别人并不让对方知道，如资助林语堂是个人的钱，却用北京大学借贷的名义，直至林语堂成名后来北京大学还贷款，才知道是胡适私人的援助。范文澜和蔼宽厚，品德高尚，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种体会。1953年，漆侠曾经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编辑处工作，后来政治上受到打击，被开除公职。在范老私自的积极联系下，才在天津师范学院安排到了工作，否则其后果将难以预料。这种在别人危难状况下给予扶助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郑天挺品德高尚，一生善良宽厚，提携下属，帮助同事，呵护学生，不争名利，接济别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好事大都做过。1979年中国史学会选举时得票最多，表明德望上最高。品德好是会得到人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