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第一次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与我是同样的年龄。在父母的眼里，17岁，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且，又是没出过县城连火车也没有见过的农村少年。母亲便打电话给我，说要不你回来接他吧，实在是不放心，那么大的北京，走丢了怎么办?我想起这么多年来，一个人走过的路，很坚决地便拒绝掉了。我说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个男孩子，连路都不会走，考上大学有什么用?!

 

弟弟对我的无情，很是不悦，但也只能依靠自己。我能想像出他从小县城到市里坐火车，而后在陌生的火车站连票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的种种艰难，但我只淡淡告诉他一句“鼻子下有嘴”，便挂掉了电话。晚上12点的火车，怕天黑有人抢包，母亲提前五个小时便把他撵去了车站。他一个人提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坐到外面的灯火都暗了，终于还是忍不住给我打了电话。

 

我听着那边的弟弟几乎是以哭诉的语气提起周围几个老绕着他打转的小混混，便劈头问道：车站民警是干什么的?!明天车站见吧。弟弟也高声丢给我一句：车站也不用你接，用不着求你!我说，好，正巧我也有事，那我们大学见。我举着电话，听见那边嘈杂的声音里，弟弟低声的哭泣，有一刹那的心疼，但想起几年前那个到处碰壁又到处寻路的自己，还是忍住了，轻轻将电话挂掉。

 

弟弟是个不善言语又略略羞涩的男孩，普通话又说得蹩脚，扫一下眉眼，便知道是乡村里走出来的少年;亦应该像我当初那样，不知道使用敬词，问路都让人烦吧。他一个人在火车上，不知道厕所，水都不敢喝。又是个不舍得花钱的孩子，八个小时的车程，他只啃了两袋方便面。下车后不知道怎么走，被人流裹挟着，竟是连出站口都找不到。总算是出来后，一路上挤公交车，没听到站名，坐过了站，又返回去。等到在大学门口看见我笑脸迎上来，他的泪一下子流出来。看着这个瘦弱青涩的少年，嘴唇干裂，头发蓬松，满脸的汗水，额头上不知哪儿划破的一道轻微的伤痕，我终于放下心来，抬手给他温暖的一掌，说，祝贺你，终于可以一个人闯到北京来。

 

临走的时候，只给他留了两个月的生活费。我看他站在一大堆衣着光鲜的学生群里，因为素朴而显得那么的落寞和孤单，多么像刚入大学时的我，因为卑微，进而自卑。我笑笑，说，北京是残酷的，也是宽容的，只要你用心且努力，你也会像姐姐那样，自己养活自己。我知道年少的弟弟，对于这句话，不会有太多的理解，他只是难过，为什么那么爱他的姐姐，在北京待了几年，便变得如此地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