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弟弟打过电话来，求我给他找份兼职。我说，你的同学也都有姐姐可以找吗?他是个敏感的男孩，没说什么话，便啪地挂断了。顷刻，母亲的长途便打过来。她几乎是愤怒地说，你不给他钱也就算了，连份工作也不帮着找，他一个人在北京，又那么小，不依靠你还能依靠谁?我不知道怎么给母亲解释，才能让她相信，我所吃过的苦，他也应该能吃，因为我们都是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如果不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贫困只会把所有的希望都熄灭掉，而且留下无穷的恐惧。

 

我最终还是答应母亲，给弟弟一定的帮助。但也只是写了封信，告诉他所有可以收集到兼职信息的方法。这些我用了四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无价的“财富”，终于让弟弟在一个星期后，找到了一份在杂志社做校对的兼职。工作不是多么的轻松，钱也算不上多，但总可以维持他的生活。我在他领了第一份工资后，去赖他饭吃。他仔细地将要用的钱算好，剩下的，只够在学校食堂里吃顿“小炒”。但我还是很高兴，不住地夸他，他低头不言语，吃了很长时间，他才像吐粒沙子似地狠狠吐出一句：同学都可怜我，这么辛苦地自己养活自己;别人都上网聊天，我还得熬夜看稿子;钱又这么少，连你工资的零头都不到。我笑道：可怜算什么，我还曾经被人耻笑，因为丢掉50元钱，我在宿舍里哭了一天，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一个月的饭费，而我，又自卑，不愿向人借，可还是抵不住饥饿，我在学校食堂里给人帮忙，没有工资，但总算有饭吃。你在现实面前，如果不厚起脸皮，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的。

 

那之后的日子，弟弟很少再打电话来，我知道他开始“心疼”钱，亦知道他依然在生我的气，因为有一次我打电话去，他不在，我说那他回来告诉他，他在大学做老师的姐姐打过电话问他好。他的舍友很惊讶地说，他怎么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呢?我没有给他们解释，我知道他依然无法理解我的无情，且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原本可以引以为傲的姐姐淡忘掉。就像我在舍友们谈自己父母多么地大方时，会保持沉默且怨恨自己的出身一样。嘲弄和讽刺，自信与骄傲，都是要经历的，我愿意让它们一点点地在弟弟面前走过，这样他被贫穷折磨着的心，才会愈加地坚韧顽强。

 

学期末的时候，我们再见面，是弟弟约的我，在一家算得上档次的咖啡吧里，他很从容地请我“随便点”。我看着面前这个衣着素朴但却自信满满的男孩，他的嘴角，很持久地上扬着，言语，亦是淡定沉稳，眉宇里，竟是有了点儿男人的味道。他终于不再是那个说话吞吐遇事慌乱的小男生，他在这短短的半年里，卖过杂志，做过校对，当过家教，刷过盘子;而今，他又拿起了笔，记录青春里的欢笑与泪水，并因此换得更高的报酬和荣光。他的成熟，比初到北京的我，整整提前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