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在我老师的家里，看到一张贴在土墙的画：远远望去，湖面上有一座九个孔的石桥。老师告诉我，这是北京颐和园。这张画和那时候每个小学生都会唱的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来北京前，颐和园和天安门就是北京的符号。

至今对外地游客来说，北京符号恐怕还是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这类有文化意蕴的建筑物。父母来京小住半月，把这些景观游遍后，就嚷嚷要回家。挽留二老多住两天，老妈说：该去参观的都参观了，北京就算来过了，再多住些日子，不就是每天在北京多吃三餐饭吗？回老家也有饭吃。

由此可见，符号有多大的魅力，它几乎可以浓缩符号背后的一切。

13年前分配到北京，心想一个山沟沟的穷小子，这下成了北京市民了，那心情该多痛快，上了401路公共汽车，怯生生向买票的大妈询问这车是否开往酒仙桥，被她用一口地道的京腔训斥：难道你不识字，不会看站牌？

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心里的北京符号不再是小时候的天安门、颐和园，而是训斥我的大妈。

有一段时间我搬到交道口附近的胡同深处，在一个大杂院里住了几年。刚去收拾房子的时候，同院的大妈就来问寒问暖。住下来后，我一日日融进了胡同里的生活，大爷大妈们把我当成从小看着长大的小辈，连孙子功课有什么难题，都觉得来询问我这个看起来有点学问的叔叔理所当然，他们中间，竟然很多人没去过长城、香山。对久住此地的他们来说，那些外地人眼中的北京符号和他们关系不大，他们熟悉的是春天准时来到的风沙，夏日国槐的香味，秋天鸽哨的悠远，冬天那蜂窝煤炉子上翻滚的炖肉。

长城、天安门离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刚到北京时的不愉快也忘却得干干净净。有一天，我走在胡同里，看到周围的人，心态是十分放松，对他们没有一点陌生感，好像彼此认识几辈子似的。这一刻，我完成了从外地人到北京人的转化。

有一阵子，报纸上讨论北京需要什么新的标志性建筑，似乎代表北京的新符号一定要是看得见的庞然大物。去年李敖在北大讲演时，回忆起当年在北京的生活，那时候他去一些有名的老字号，店里的伙计知道这是个很难掏钱买东西的半大小子，可依然热情洋溢地给他泡一杯茶。可见市民的善良热情在李敖的记忆中，恐怕比那些雄伟的古建筑更像是老北京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