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电影中，李安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糅合在一起，看着是分而释之，其实还是混在一起说。中国的“孝”精神在影片中再次得到的诠释。伟同为了掩饰自己是同性恋，并能按期结婚完成老人的心愿真是煞费苦心啊，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最后还是让父母知道了，但不管结果如何，他还是尽了“孝”，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你做了事情尽了“孝”，事与愿违和不做事情不尽孝，结果相同，但过程和意义却不同。西方却只是觉得结果相同，过程也不一定就是重要的。影片前半部分的铺排也许会让人觉得它埋藏的火药引子足够去炸毁一座囚禁个体几千年的伦理建制，其间叫人咀嚼玩味的问号俯拾皆是：九十年代的男同性恋者为何仍自甘藏身衣柜？同性恋者不敢站出来曝光，除因社会压力，家庭伦常可要承担责任？为了自欺欺人而把谎言越滚越大，反叛者及建制中人究竟孰得孰失？异性恋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是否是唯一的理想家庭模式？以孝道之名而行的"传宗接代"应否继续被视为必然而合理的繁殖理由？异族情侣在所属文化与传统的差异之前，该如何对话？以上这些问题无一不切中多元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道德困境。但李安在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所显示的，不是去肯定或颠覆任何道德价值观的思想锐度，而是其气定神闲的叙事能力。李安的出色之处在于能把这诸多线索加以巧妙编织，并在一层一层展开故事，推向戏剧冲突高潮的同时，对各种人物细致到位的刻画和对诸多价值、情感的裂缝用一种普遍的“爱”的名义来小心翼翼的加以平衡。叙事和场面调度上的成功使《喜宴》显出一种难得的"举重若轻"的喜剧风格。影片饱含冲突但节奏感清晰自如，无论是盛大的欢宴还是早餐桌上一次小小的争执，李安都能把情绪的收放控制得沉着而有节制。当然《喜宴》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其中几位演员称职的演技。特别是朗雄和归亚雷两位老将，他们持重、自然的表演几乎盖过了几位年轻的俊男美女的风头。但最后不得不提一句的是，《喜宴》包括李安的成功仅仅在于其从形式到内容的精致和细腻。李安不是一位深刻乃至大气的导演，在选取同性恋作为《喜宴》全片处境的矛盾焦点时，李安的旨趣也仅在于利用而非探索。

 

　　而这个思想观念的冲突主要以高父的形象表现出来的。

 

　　高父是一位国民党退役师长，早年出生于大陆的封建大家庭，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因此，高父的待人处世和言行举止，他的气质和修养，都表现出中国文化长期浸染后的特点。此时，高父面对的不仅是中西合璧的家庭，还有以“儿媳”身份介入的儿子的同性恋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传统的父亲表现了其开通和睿智的一面。

 

　　他早就看出了他们三人的关系，但是，一方面他固守中国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不约束儿子的生活方式。导演在巨人、角色塑造和人性挖掘中完成叙事。在电影最后，伟同、赛门和威威依偎在一起目送父母出关，“镜头随着高父的背影，走过一个长长的通道，在出关的尽头，高父缓缓的举起双手”。这个姿势与其说是高父对儿子婚姻的最后投降，不如说是导演李安对中西结合的缴械。导演李安用中国人的眼睛，用一颗宽容的心，来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温情的故事。

 

　　二、电影的文学层面的核心是故事，所以文学层面的结构就指故事结构。电影作品的故事结构，会因其自身的艺术规定，而又互不相同的既定存在形态。相应的，它们的叙事速度、节奏、“戏剧性”之强弱，也会有明显差别；它们的时间、空间的设置等也自然不会一样。这样，就形成了戏剧式结构、小说式结构、散文式结构、时空交错式结构、心理结构、纪实结构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