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我窃以为，这句话，可以当做剧中大多数人物心声的总结。常四爷不必说，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看不惯洋人愿自食其力；深究王利发，也可以归纳于这句话之中的，在这个人物避重就轻，懦弱无奈的背后，是对和平年代的单纯向往，是对国泰民安的一种本能渴望，而这种向往与渴望在群魔乱舞的社会现实中被压抑，被限制，使其产生了对于政治的恐惧心理，对于时局的回避态度。除了趁乱而起的既得利益势力，无论是革命者，农民，民族资本家，都抱着一定的拳拳爱国之心，而《茶馆》以描述这些人的冷暖人生，悲痛无奈，将社会之狡诈黑暗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些《茶馆》的品鉴者将老舍归结为“他是一个嘲讽旧世界腐朽生活的能手，却是描写新生活的蹩脚者。”将《茶馆》的意义归结为“《茶馆》是反映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杰作。这部作品通过揭露鞭笞旧世界的腐朽黑暗，从而，从侧面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是作品的潜在主题。”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科学的，在第一点上，描写新生活的任务不应该也不合适存在于《茶馆》的历史背景之中，《茶馆》的三幕剧分别处于戊戌维新失败后，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这些时候，时局混乱，中国都是处于一种对于前途摸着石子过桥的阶段，茶馆位于的北平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为它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义，意味着北京的政治立场的转变必须是阵痛而不是循序渐进，既黑又红的重叠一来不符合历史背景也平白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可能很多人抱着“不破不立”的想法，而强加给了这个时代以展示革命力量的责任，在我看来，这已经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了。

 

第二点，虽然老舍对于旧社会的种种不公有着深恶痛绝的鞭笞，但在这部话剧本身看来，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所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命题确实是穿凿附会上的。王利发不是潘冬子，沈处长也不是胡汉三，《茶馆》中百姓与官员政治力量的对立并不是对等的，也没有什么逼急了走上革命道路的义举，而是一种更为典型的上下级被压迫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更具有普遍性，因为无论是军阀还是国民政府，都是国家的掌控者，是一种暴力的象征，反抗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是戏剧中可通过阅读预见的。因此王利发最后的自尽也并非什么无声的抗议，而是无奈的自绝。倘若非得加上点红色气息，那也得再写部什么《康大力智取沈处长》才行。在《茶馆》的剧本当中，应该说是见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