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杜甫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他官职卑微，工资低，又不肯下海做生意，虽说能写文章，却不愿写什么畅销书，每日里只是苦苦地吟诗，又换不来稿费，因而家庭生活十分的贫困。但是杨氏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一点也不指责杜甫是书呆子，她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无怨无悔地操持着家庭。

 

杜甫对妻子的感情也是深挚的，“文人无行”这句话在杜甫身上不适用。他不像当时其他文人一样喜欢从女性身上寻找创作灵感的诗人，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社会开放，歌舞盛行的时代，歌舞伎们经常出现在达官贵人和文人们的酒宴上，她们相当于今天的“三陪”小姐，与男人打情骂俏，惹出不少风流韵事。可是杜甫从不被女色诱惑，没有过任何婚外情、“桃色新闻”，更不曾包养二奶。遍阅杜诗，只有《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算是他最艳的诗作了。诗的最后与那喜欢女乐的李梓州开玩笑，“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既是讽劝，也有自戒的意思。

 

杜甫的“情诗”都写给了他的妻子，这些“情诗”现存有二十几首，这在唐代其他诗人中是极少见的。儒家除了大谈“夫妻有别”和“夫为妻纲”以外，关于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孔孟谈得很少（很奇怪，孔、孟二位先生都休过妻）。杜甫则在诗中大书特书二人之间的恩爱，读来特别感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释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都可以从中体会到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疾病、逃难，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着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杜甫能够成为众人景仰的“诗圣”，应该说是与杨氏的默默奉献分不开的。杜甫的诗中也尽显对妻子的爱，梁启超赞美杜甫是“情圣”，这词用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