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在艺术上、人物塑造上的成功

　　《正道》的故事很好看，是它能吸引观众眼球的首要条件。整部《正道》，故事编得很圆满，剧情跌宕起伏、演绎得合情合理，破绽不多。《正道》中的男性主角都很有个人魅力。许多对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从不感兴趣的女性观众在看完《正道》后，话题多集中在杨立仁、董建昌、范希亮这三位男配角身上。这三人的人气甚至超过了“正面人物”杨立青、瞿恩，成为女性观众最想嫁的人。(boxun)

　　杨立仁这个主角，塑造得最为丰满真实。饰演者黄志忠对这个主角的明白、扮演时的分寸拿捏得极好。从神情到形体，从静态到动态，黄志忠让杨立仁这个人物彻底地活了。难怪网上有人说起初是想到《正道》看孙红雷的，结果不由自主地“爱”上了黄志忠。杨立仁也是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有着强烈的救国情怀，早年也曾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杨立仁对感情追求弥久，但始终不得良缘，正因他先后爱过的瞿霞、林娥都是坚贞的女共产党员。杨立仁亲自监斩，由范希亮亲手枪杀了杨在黄埔的旧同事、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瞿恩，但他支持妹妹杨立华收养了瞿的独子并取名费明。杨立仁很喜爱费明并要费明叫自己“大舅”，这在中国那些描述国共斗争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是一个难得的突破，正因反面人物尤其是中统大特务向来是绝不可能有什么“人性”的。在远离了“阶级斗争”时代的这天看来，“人性”与党派、信仰是不一样的概念。“人性”是人的共性，而党派、信仰则因人而异，是人的个性而不是共性。个性与共性没有可比性。

　　杨瞿两家千丝万缕剪不断的爱恨情仇，构成了《正道》中温馨柔情的一面。正如剧中杨立华所说：“这就是我们杨家与瞿家，爱恨情仇、主义政治，全搅到一块了”。杨家三个子女各自走不一样的道路，瞿家红色家庭的坚定信仰，导致情感与家庭，无不沾上视同仇蔻的党派间的信仰之争、生死之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也许感情始终无法突破因信仰不一样带来的隔阂，但是亲情仍然能够超越一切。杨家对瞿恩唯一的后代费明的养育之恩，交错于上一辈的恩怨纠葛之中，是《正道》的又一大看点。杨瞿两家共同的后代费明像一剂最好的粘合剂，把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用情感情义重新粘聚到一齐。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并不等于情义上的恩断义绝，这是该剧的一大突破。《正道》中展现的这些浪漫与唯美，弥补了沧桑的历史中情感的缺憾。这些情感情义的脉络给了《正道》一份阳刚之气下的阴柔之美。

　　《正道》的前半部分用浓墨重彩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追求个人理想与奋斗的历程。抛却特定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精神是现代年轻人励志的典范。时隔近一个世纪后，现代人在生存的挣扎中渐渐被消磨掉的激情，也许能够从《正道》中得到一点久违的共鸣。虽说大时代出大英雄，英雄有时势造就的客观因素，但是追寻那个年代追求远大理想的热血年轻人的足迹，对信仰、理想双缺失的现代年轻人有更多的启迪与激励。最后务必指出的是：《正道》中突出了不论国共的一代年轻人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与职责感，这点直到这天都不会过时。

　　几个剧中人物的历史原型

　　既然《正道》是历史剧，而且是表现现代历史的，剧中主要的历史人物就要有原型，不能凭空捏造。在《正道》众多剧迷中引发的热烈讨论和考证，就是将剧中人物与历史原型“对号入座”。

　　男主角杨立青的身上显然有解放军开国大将陈赓的影子。杨与陈都是湖南人，都是将门之后，都有不凡的黄埔学历、黄埔学生军东征和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经历。

　　但《正道》剧迷对瞿恩的讨论最多。笔者也认为：瞿恩这个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在他身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却是真实的，只但是发生在不一样的中共领导人身上。《正道》中的瞿家兄妹瞿恩、瞿霞和他们的母亲，原型是蔡和森、蔡畅和他们的母亲葛健豪。蔡和森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领导人，他比毛泽东小两岁，蔡毛两人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兼挚友，早在1918年蔡即与毛等共组新民学会。奇女子葛健豪原名葛兰英，她自己把名字改为“健豪”，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裹著小脚的葛健豪在年近半百时带着儿孙三代人齐赴省城长沙求学，被传为一时佳话。1920年她55岁“高龄”时又有更惊人之举：偕蔡和森、蔡畅、蔡和森的女友向警予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四年。葛是当时中国一千六百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年龄最大、学习最刻苦的“老同学”，被当时的舆论界誉为二十世纪的“惊人妇人”，也是“时势造英‘雌’”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