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好，我是演员冯远征，谢谢。最近我在拍一部话剧，叫《司马迁》。有一天排练的过程中，我就纠结于，我在《开讲啦》要讲什么。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讲一讲，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一个东西——梦想。我们年轻人的梦想和理想，就真的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吗？可能大家知道司马迁，知道《史记》，还知道一个什么？宫刑，对吧？宫刑就是被阉割了，但如果那一时刻，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他不接受这个非常耻辱的，受到阉割的行为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史记》了。这样一个伟人，他实现梦想了吗？他实现了，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了解他，了解他的痛苦？

 

2004年，我们剧院在为去美国演出《茶馆》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我们在北京要先演几场《茶馆》。那个时候也是我，最难度过的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的父亲一直病重在医院里头，已经报了几次病危。当那天我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我的剧院的时候，突然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医院一趟，说报病危了。”当时实际上我右拐是去剧院，左拐就能看见去医院的那个口，然后我说不行，我要去演出。我哥跟我说：“你就先来一趟，你看一眼，然后你再走。你演出几点？”我说：“七点半。”他说：“现在才四点多钟，你为什么不能来？”我说：“不行，我说我要演出。”冥冥之中就我会跟我哥哥说，我说：“大哥，十点半之前，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外的话。”因为十点半，是我们这个戏演出结束。当我第二幕松二爷演完以后，我坐下来，我就等着谢幕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件事。我就拿起手机，我就看，我说我给家里拨一个电话，如果我爱人不接这个电话，那我父亲还在抢救，或者已经没事了。我就拨到家里的电话，两声之后，我爱人拿起电话来了。我意识到可能要有问题了。我说：“你怎么回家了？”她说：“没事。”因为我爱人不会说谎，所以她表现得语无伦次。然后我就问：“我嫂子呢？我哥哥他们呢？”“他们也都回家了。”她说：“我一会儿去接你。”我说：“不用，你就告诉我是不是（爸爸）已经走了？”然后她说：“你别着急， 我去接你。”我说：“没关系，你放心吧，我能开车回家。”电话放下以后，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在镜子里，看着自己。我身后坐的是吴刚， 我的同学，正好我们的镜子都有反射，他无意中一抬头，看见我在镜子里。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父亲走了。”他“啊”得一声，他说：“你赶紧走，什么时候的事？”我说：“刚刚。”他说：“你赶紧走。”“我还要谢幕呢。”“你还谢什么幕呀，你赶紧走。”那是我在北京人艺，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谢幕。到医院的时候，告诉我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他们拉开了抽屉，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父亲非常安详，他就像睡着了。然后我俯下身，我去摸了摸他的脸，我心里在跟他说：“爸爸，对不起。我要面对一千个观众，我说希望你原谅我。”那是我有生以来，记忆当中以来，第一次亲了我爸爸的额头。我跟他说：“爸爸再见。”后来，我就眼看着那个抽屉关上。当第二天我再到后台的时候，大家好像似乎是知道我来了，所有人在门口等着说：“远征节哀，远征节哀。”我说好。那天我尽量放松地去演松二爷，但当我第二幕上场，变成老人的时候，濮存昕也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尽管他不是我父亲，但是我泪流满面。当然之后，可能有人也在说，说：“冯远征，你值得吗？你不孝啊！你可以不演这场话剧呀！你可以告诉他们说，你父亲走了，你要去送他！”但这并不是作为一个演员，可以能够面对一千个观众，去解释的理由。因为你的职业，不允许你去这样做。我一直在想，有得必有失，走到今天能有那么多观众喜爱你，是因为你认真地对待了你的观众。

 

我记得在2005年在美国，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坐飞机，我经常突然会惊醒。我就往窗外看，我一直觉得我父亲在跟着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地去跟窗外的云层去说，我说爸爸谢谢你陪着我，我说我一定用最好的演出，报答每一个观众。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一定会让你在天堂，跟所有的人说，我的儿子是好样的。所以走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摄制组迟到过。因为学会尊重，你才会被别人尊重；学会照顾别人，你才能够被别人照顾；学会尊重你的观众，你才能够让观众尊重你。你们还年轻，你们的父母还很年轻，但是学会珍惜他们，因为他们生养你们不容易。所以多爱你的父母，想到他们就给他们打个电话，不像我们这一代，对待自己的父母，不敢说出那三个字：我爱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我爱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想你”；多跟自己的父母说“保重身体”。他们需要的不是钱，他们可能就需要，短短的这么三句话。所以珍惜你们的今天，珍惜你们的父母，珍惜你们的家庭，你们才是幸福的人。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我们未来，事业也好、家庭也好，我们有多少个梦想？今天在来的路上我突然想，我说我10岁的时候，有理想有梦想吗？我突然发现，我最大的理想梦想，就是我妈妈给我买糖，给我买好吃的。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干什么，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爱上了跳伞。我希望将来自己，成为一个跳伞运动员。所以坚持，就坚持了5年。专业队和考大学，需要你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去专业队。当参加完全国的跳伞比赛之后，我的教练告诉我说，专业队已经不要你了，那是我第一次茫然。我没有那么痛苦，说痛哭流涕，或者是特别难过。茫然地走出跳伞塔，茫然地走路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这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我突然没了，失去了，它不给我这个机会。那好吧，我就接受这个现实回家了。回家以后，我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那我只能成为了一个，当时的名词叫“待业青年”。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所以他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属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在家待了两个月以后，我说那爸爸你干脆，给我走关系找一个工作吧。“我不管你，你的路要自己走！”好吧，后来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通过关系给我介绍了一个，去拉锁厂做拉锁。我当时特别兴奋，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我觉得我要戴上那个鸭舌帽，穿上背带裤，脖子上扎着白毛巾，是吧。手拿钢钎，或者手拿一个什么东西，太好了，太伟大，太漂亮了！所以我一宿没睡着，很兴奋，我要当工人了！可是当我走到那个街道工厂的时候，撩开那厚厚的门帘进去的时候，我耳边充斥的全都是：当当当当，干嘛呢！我突然发现所有的工人，一人拿一个小锤子，在砸那个拉链。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临时工生涯。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因为不是我理想当中的那个事情。我每天是拿一个锤子，要敲多少条，就是你敲一条大概几分，一两分钱，你敲足够了以后，你一天可以挣到一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月工资是，加上一点点补助，恐怕也就30块钱。但是我满足这个收入，我并不满足我想干的这个事。很巧，我们那个工厂有一个文艺青年，最后他说：“冯远征，走，我要去一个朗诵声乐班，跟我去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跟他去了。当我第一次到了这个朗诵声乐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我面前，打开了另一扇门，很新鲜，没见过。然后一群人说话都是：“你好，我是谁谁谁，你今天的朗诵怎么样了？”全是这个，哎呀，太新鲜了！我也开始跟他们一起去上课，上了几节课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很喜欢，我希望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演员。那时候没有明星这个词，只有演员。我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能学到表演的地方，比方说海淀、东城、西城、朝阳、崇文、宣武，就是所有的文化馆，或者少年宫。只要办这种班，我一定都去，我去学习，我去追求我所谓的梦想，或者是理想。所以当有一天，我去考电影学院的时候，那是1984年，被当时一位文艺片导演，叫张暖忻的女导演，在复试考场把我挑中了，让我去演她的电影的男一号，叫《青春祭》的电影，突然觉得我的梦想实现了。太好了，我是一个演员了！我那7个月沉浸在幸福之中，我沉浸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最后一天拍完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最后一天是拍我的镜头，拍我的一个特写。那个特写拍完了以后，导演宣布停机了。突然自己特别特别地失落，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因为我的父亲，不太同意我做演员，所以我悄悄地，就回到自己住的那个屋子，我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因为很少给我爸爸写信，几乎没写过。我说爸爸，我们的电影终于拍完了，我说这也意味着，我又该回去待业了。我说作为我，没有想别的，我就是喜欢这个，我想做这个。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吧，那时候我22岁，我说如果30岁之前，我还没有做演员的话，那我就随便去找一个职业，去做就可以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我说30岁是我的南墙，那个时候我撞到南墙以后，我尽管撞得头破血流，我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走的路的时候，我不会哭，我会欣慰地笑，因为那是我自己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