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不仅如此，分工还有一个妙处，就是它能为发明和改进机械提供契机。最初的蒸汽机比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个儿童来开启和关闭汽锅。有一次，有一个按活塞的小孩，因为干得久了，就 “懒”中生智，把开闭汽锅的舌门把手，用一条绳索系在机器的另一端，让舌门随机器的运动而自动开闭。这个笑话，成了蒸汽机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谈。再观现代工厂的生产不就用事实证明了分工理论的重要性。汽车生产厂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因为改变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生产模式为流水线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线作业不正是分工理论在生活中的应用吗?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 “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弃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