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老师一样，毕业后我留校做了“刘老师”，不是因为它是我的梦想之路，只是因为顺路，因为懒惰，因为缺乏勇气和兴趣。 

　　和刘老师一样，我最终没有爱上学术研究。尽管在开头的时候，也和她一样觉得做学问这事儿优雅清高卓尔不凡。但后来就发现，和众多的工作一样，它的优雅清高只是一个美女的背影，等她转过头来，就意味着爱情片的终止，恐怖片的开始。 

　　在我等的阴暗目光下，学术研究是这样运作的：套上抽象的理论框架，亮出艰涩的专业术语，用绕死人的逻辑和烦死人的语言，去证明一个闷死人的道理。让我去拥抱这种武装到牙齿的故作深奥和自命不凡，好比让我去亲吻一个涂脂抹粉的人妖，这这这怎么下得了口？

　　更变态的是你还要学术创新！这个被刘老师称为“在过度开发的学术山头上找地儿插小红旗”的行为难度之高，简直就像在烟灰缸里找一条中华，在泔水桶里找一只龙虾，在窑子里找一个处女。所到之处，都是人家嚼过的口香糖，你还必须硬着头皮吞下去，嚼几下，再努力吹出一个泡泡。 

　　其实我无比真诚地羡慕和敬仰那些能够投身学术的人们：他们要么是足够纯洁，能相信我眼中的妖怪根本就是个绝代佳人，要么就是足够勇敢，虽然看出了那是个妖怪，但有本事逢场作戏各取所需，用工作的污泥来培养生活的莲花。 

　　而我始终是那只吃不着葡萄而骂骂咧咧的狐狸，即使我相信那葡萄确实是酸的。 

　　因此，和刘老师一样，我有时特别希望自己不被思想压榨，像个收银员一样过一种机械的生活。 

　　此外，和刘老师一样，我至今不好意思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因为“感觉像去割个双眼皮。” 

　　和刘老师一样，我检验友谊的唯一标准，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凑在一起说别人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