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历史中，即便是在现代，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庭上，在陪审团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之后，陪审团中的单个成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重新让他选择的话，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庞勒对于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像的排列并不完全可信，比如他将“种族”排在第一位，同时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比如教育、理性这类因素对群体的影响非常之低，群体永远对最简单最直观最感情化的口号做出积极的反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是对长篇大论式的论述报以消极的态度(懒得去支持或反对)。

基于此观点，庞勒同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越高，对社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事。甚至可能对社会生产有阻碍作用。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庞勒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当时逐渐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找一个邪恶的理论支持。他认为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才导致马克思这类“讨厌的人”的出现，然后最后导致一群工人被“煽动”进行罢工最后导致了社会生产的停滞。

抛开阶级，我们可以认为庞勒的着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历史上，成为群众并没有门槛，但是成为引导群众的“英雄”或负面作用的“反英雄”是有门槛的。一个英雄或反英雄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道德情操、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许多“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能力。如果是在一个动荡的战乱年代还好，如果在一个和平的稳步发展的社会下，成为“英雄”的机会很少，那么这类人中就有很多选择去做一个“反英雄”，按照庞勒的话说就是成为“马克思”。

而事实上，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因为客观原因不可能做到普及高等教育。所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命题就等于制造反英雄。

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庞勒还准确的预言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学历歧视。

架设我们有一个前提，社会中的高等职位永远少于低等职位。而且我们也永远不能想出一种使得扫地工人必须掌握微积分和概率统计才能扫地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是精英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且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量刚好等于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数量。那么一切安好，社会和谐，没有人会因此而产生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获得与其知识结构相符的高等职业。而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去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同干那些不需要高等知识结构的职位，他们必然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最终可能导致某种很严重的后果。同时，那些从事高等职业的高等受教育者因为同情，会人为地提高那些低等职位的进入门槛，最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浪费，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