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当时的水平与局限我又读了许多后续内容其中指出了不少错误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错而否定大的成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

 

　　然而在我看来司马光的思想中也存在聚贤他的思想，是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一套金字塔型的，在他希望这等级制度是不要变动的。这从臣光曰中可以看出。但事与愿违，犯上作乱的事情层出不穷。这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体系，我不知怎么办，但儒者有办法。于是一个弥天大谎被创造出来，而一些正直的儒者也信以为真，一起为这个弥天大谎添枝加叶。 这个弥天大谎就是天命。

 

　　如果问我得到了什么?我会说是当时的一种君主制度与格局的思考大秦一统天下，在西周封建的基础上立国，当时面临着一组不可解的矛盾：以顺的方法沿袭古制，则不符合新时期社会解构的需求，革新，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突破阻碍，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六国旧民，无论是贵族血统，还是无知愚忠，亦或地缘差异，人们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立即适应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只能强迫，强迫，就失人心。秦通过足令其丧尽民心的方式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的革新，完成了社会进化的需求，实质是为后来的大汉朝做了嫁衣裳。魏收在评论宇文泰的建国时说：“陈涉首事不终，刘季因而创业;贺拔元功夙陨，太祖籍以开基。”这是就个人成就而言，这个道理放大到国家层面，则是汉兴由秦，秦把黑脸都唱了，汉的白脸才好唱。秦法，真有后代传言那么严酷吗?只不过是作为时代矛盾的牺牲品的一个借口，大概不是为大汉的真正大一统背了黑锅?